[35]不过，行政成本的高低，不单单取决于行政任务的难易程度，也取决于完成行政任务的各种条件，如组织形态和结构、规章制度、技术运用、人员素质、廉洁程度、配套机制、周边环境等。
当某一事务属于纯粹的地方性事务时，如果片面要求必须由全国人大授权规定才能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必然会加重全国人大的立法负担。当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比例原则适用的影响局限于功能法层面，不可能改变比例原则的适用标准及审查步骤，只会调整比例原则的适用强度。
对于社会权的概念，虽然在学界尚未形成绝对的共识，但多数学者认为社会权指那些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在物质和精神困窘的情况下接受帮助的权利。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定同样可以对基本权利发挥辐射效力。基本权利中的中国特色，有些是基于基本权利条款文本上的差异而存在，有些则是基于基本义务、序言、总纲、国家机构等其他宪法规定对基本权利发挥的辐射作用而产生。第二，无论从公民个人还是从全体国民视角来看，基本义务的必要性并非完全不可被否定。既然自由权被写入宪法并不意味着宪法要求其随时随地都必须全面实现，那为何将社会权写入宪法就会导致公民个人左右代议机关的立法和预算，甚至会影响宪法权威?公民有权提出请求并不意味着该请求必然应当得到满足。
当前，审查密度理论对我国公法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学者都主张将这一理论引入我国。此外，基本权利还具有保护义务、给付义务等功能。[57]即便如此，其学说仍为日本军国主义所不容。
后世儒家学者同样难以回答谁有权来裁判君主有无任职资格，只能进一步把这个主体虚化为天意或人心。[21]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2-83页。[30]李筠：《作为法人的君权——中世纪英国的宪政框架与现代国家的通则》，《政治思想史》2014年第3期。这体现了明治宪法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作为一部二元君主立宪制宪法，明治宪法具有近代宪法的民主色彩。
[5]处决查理一世的英国模式和处决路易十六的法国模式的具体差别，王凯博士在其研究中做过详细分析。本文通过东西方类似思想学说的比较，探讨这一观念的宪法意义。
[60]可见现行日本宪法并非以英国式的王在议会来处理主权归属。[17][美]C. H.麦基文：《宪政古今》，翟小波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106页。法定有权决定国家意思的机关，依法定方式做出的意思方成为国家意思。然而当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非常政治取代了日常政治。
20 世纪初，日本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在天皇机关说中也援引该观念，论证主权在于国家而非天皇，通过分离天皇的政治地位和自然人人格，强化了明治宪法的民主色彩。相应的，王冠逐渐成为政治之体的象征。[55]因而他极其精准地把握住了英国法上国王二体理论的关键点。英国王冠作为政治之体具有某些独特属性，其中最重要的是王冠的合众性。
伊藤博文阐释至此也必须强调：立法之大权，原本为天皇统一掌握之物，议会之责任仅在于协助参赞而已，本末之关系明确，不应弄乱。[11]王凯：《英国革命、司法审判与宪制转型：查理一世审判的宪制意义》，《开放时代》2021年第3期。
[11]如此一来，非常政治在法理上得以维持日常政治的宪制结构，缓解了革命对宪制的冲击震荡。[50]但美浓部达吉阐释天皇机关说之时，却并未援引德国的君主立宪体制作为论据。
焦洪昌，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人民是其身体，国王是其头脑。13世纪英格兰著名法学家布雷克顿将这些公有财产视为归属王冠所有，而非属于英国国王个人。皇帝或国君，仅是政治上最高的一个官位。因为，如果王国出现类似的不完整，导致整个国家政治体陷入无能力状态，这几乎是不可接受的。如果出现两个主权意志，往往意味着宪制危机和政治动荡。
在英美法中，Corporation的根本含义是指一种拟制人格，但其外延非常广阔，涵盖了从公司企业等私法法人到市镇自治当局等公法主体。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同样面临如何论证讨伐国君的正当性问题，最著名的论证可能出自孟子：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基于这一传统，国王的政治之体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单人合众体（Corporation Sole），在其中，政治之体由议会来代表这一点是绝不会遭到排除的[9]。[19]贵戚之卿即君主的亲戚贵族。
国王的自然之体有生老病死，可能频繁更迭，但拟制的政治之体始终能够确保法定最高权力的恒定。空位期，无论长短，即便在早先的时代都会产生危险。
[39]这一性质在法理有几方面表现：一是在财产法上，英国有法谚云：时间的流逝对国王不造成损失。 注释:[1][德]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徐震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40页。然而，国王二体观念还有另一重论证功能，即它直接解决了谁有权审判君主或惩处君主的问题。[16]麦基文也引用过1606年的一份英格兰判决书：对国王本人而言，整个王国的政府和人民都从属国王。
来源：《政法论坛》2023年第4期。他敏锐的意识到：德意志诸邦的宪法里面，有许多邦设‘国王以一身掌握主权之一切的权利的规定。
这场革命中，在法理上，君主政体被废除。相应地，弑君者把国王的地位降低为一个人民主权国家的执政官。
故《泰誓》曰：‘独夫纣。……‘这是一种内在于国王本人、内在于英格兰国王的权力。
在位者一旦君不君，也就失去了在位的资格，从而不再被臣民作为国君对待。虽然在现行日本宪法中，天皇已经不具备统治职能，天皇机关说因此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但将作为自然人的天皇与其国家象征地位相分离的精神，却是与天皇机关说一脉相承。[27]英国的王冠正是贯穿《国王的两个身体》全书的一个核心概念。[18]而当国王二体被分离之时，最高权力的主体便被悄然置换。
[21]但这实际已是站在现代国民主权立场上，改变了孟子的原意。（三）孟子的诛一夫论与国王二体相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将君主的自然人人格与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人格相分离，从而论证惩治君主的正当性，这种论证方式并非英国革命所独有。
或是因为美浓部达吉治学初期曾专攻比较法制史。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对国王空位的解决方式，可谓一个关键节点。
如荀子与孟子虽观点多歧，但也说：诛桀、纣若诛独夫。只有革命实际爆发之后，由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
